刘元春：到2025年我国有望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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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刘元春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本文刊于6月24日“每日经济新闻”网站，原标题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到2025年我国有望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刘元春（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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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建设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01.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3%。这也是我国GDP规模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

按平均汇率折算，2019年我国人均GDP就已首次突破1万美元关口，达到10276美元。而在2020年，中国经济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重重挑战，最终逆势实现全年正增长，人均GDP达到72447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按平均汇率折算约为1.05万美元，这也意味着我国已连续两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我们何时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近日对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进行了专访。

必须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NBD：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什么样的特征？

刘元春：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我们就通过“一五”计划迅速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经济体系，这是第一个重要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从经济层面来看，国家进行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经营模式的改造，使中国的工业体系迅速建立起来，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以学习原苏联为基础，开始建立完整的计划经济体系，使得工业经济和国民经济发展步入到一个常态化的发展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运行体系。

第三个阶段则是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即通过农村体制改革、工业体系进一步完善、沿海经济特区建立等这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举措，到了1992年，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现代企业制度和开放型的经济格局，并为中国经济的全面改革、发展、腾飞创造了条件。

这一阶段有几个重要特点：第一是渐进化的改革；第二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工业化、城市化同步发展；第三是低波动、高速度的增长。

NBD：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步入到新阶段，如何理解当前这一新阶段？

刘元春：为什么要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单独列出来，主要原因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步入到新阶段、新时代。传统的发展模式必须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污染防治攻坚战效果显著，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取得成效，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随着我国步入到全面小康社会，中国经济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强调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为我们全面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21年，中国进入“十四五”时期，这是我们国家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第一个五年。因此，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发展模式、发展格局和发展的制度基础，在“十四五”时期需要有进一步的改革和提升。

“十四五”时期，我们必须要为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谋篇布局，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就体现在我们必须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我们国家能够步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

4年后或跨越中等收入线

NBD：2020年，中国GDP规模突破了100万亿元，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这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刘元春：当前我们的人均GDP已接近1.1万美元，现在各国平均的人均GDP也是在1.1万美元左右，也就是说，我们14亿人口和世界的收入水平基本拉平了。

2019年，世行所设定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1.2375万美元，这也意味着当前我国的人均GDP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还有不到2000美元的差距。根据简单推算，今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应该是1.27万美元左右。

这个大约20%的缺口何时能够补上？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算。如果未来5年按照5.8%左右的常态增长速度测算，我国到2025年的人均GDP会超过1.4万美元；如果按照低增速轨迹测算，大约能达到1.37万美元。根据过往高收入水平的门槛每年提高200美元来估算，到2025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应该在1.34万美元的水平。

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认为到2025年，也就是4年以后，中国应该能够稳定跨越中等收入线，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NBD：要成为高收入国家，我们还需要补齐哪些短板？

刘元春：首先，从国际上的历史经验来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跨越这一个收入门槛。

比如从拉美地区国家的情况来看，有一部分国家以前曾经跨越过这个门槛值，但由于经济危机的出现，再加上社会的动乱，或者是由于跟其他国家之间的经贸冲突等，又从高收入滑向了中等收入国家。这种情况是我们一定要避免的。

根据我们的测算，一个国家要稳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它的收入水平要比门槛值多出20%左右。

从一些定性的指标看，首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增长动力具有可持续性；第二，社会经济的和谐程度要达到新水平；第三，制度的成熟性和运行的轨迹相对稳定。

考虑到这些指标都很重要，因此“十四五”时期我们能不能稳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依然面临着不少挑战。

构建新型科技创新体系

NBD：“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主要的动能来自哪里？

刘元春：第一是我们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新旧动能的转换，呈现出高技术行业、战略性新兴板块蓬勃向上的气势。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人们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带来无接触经济快速的发展，带来目前中国高技术行业的蓬勃发展。

其次，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新发展格局的重点是要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型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同时激励企业进行创新，所以我们在技术创新、科技创新这一块应该会有很好的收获，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很重要的直接来源。

第三，当前我们强调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宏观经济政策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会使内需有一个逐步释放的过程。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实施一系列的举措，那么在消费、投资领域都会有结构性的变化，从而在总量上有明显的增长，在短期也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动能。

NBD：“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会出现一些新的增长极？

刘元春：从国家层面来看，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上的重要突破以及服务贸易，都将是“十四五”时期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领域。

“十三五”期间，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布局，包括相关的基础性研究，相关的产教融合、科教融合的课题，以及举国体制下的科技攻关项目，都有大量的布局。

另外，区域经济发展有可能会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中国中西部的增长极可能会全面凸显。

比如成都、重庆、武汉、西安，这些地方既有市场扩展的深度，又有创新的能力，同时还有全国产业梯度转移的创新驱动政策支持，有望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在此基础上，我们以都市圈、城市群为主体的经济版图，将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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